摘要：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学界涌起关于交叉学科发展与跨学科人才培养问题的研究热潮。本研究对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及跨学科建设单位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实践基本满足交叉学科发展的实践需求，体现在奠定了“使能学科”的支撑地位、发挥了长距离跨学科的引领作用。各高校今后要以跨学科研究生教育实践为突破口，推动我国交叉学科实现非定格的动态发展；要根据自身定位明确瞄准战略前沿或服务地方经济的使命，在本科专业调整优化中体现跨学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差异化；要改变向理工医一边倒的跨学科发展格局，在新文科建设中寻找人文社科与理工科长距离跨学科的机会；要侧重功能定位，聚焦以跨学科研究生培养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和研究团队建设。
关键词：
学科交叉；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生培养；长距离跨学科；使能学科
作者简介
徐岚，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吴杏英，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近十多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推动交叉学科建设。2009年《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明确：高校可根据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结合本单位实际，在已有的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调整二级学科和按二级学科管理的交叉学科。“2011计划”强调协同创新，跨学科人才培养开始受到重视。2013年《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提出，通过跨学科途径培养拔尖创新人才。2016年启动的“双一流”建设鼓励学科群建设，也为跨学科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土壤。2018年三部门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打破传统学科间的壁垒，整合资源，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融合。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首次明确交叉学科的内涵，建立交叉学科放管结合的设置机制和调整退出机制等。截至2022年6月30日，全国共有205所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了729个按二级学科管理的交叉学科，其中所涉一级学科中包含教育学的高校自主设置交叉学科有38个。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新版目录自2023年起实施，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置7个一级学科和2个专业学位类别。这些文件的颁布，促进了新兴交叉学科的迅猛发展，为跨学科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然而，跨学科和交叉学科是一回事吗？我国高校的跨学科研究生教育实践探索为交叉学科发展做好充足准备了吗？本研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为探索交叉学科发展与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路径打好基础。
一、概念界定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比较
（一）跨学科、交叉学科的概念
国外一般使用“跨学科”一词，跨学科是人才培养路径不断完善的体现。跨学科是指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观点、建构更加综合的观点来回答或解决由单一学科或多学科知识累加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生教育与科研训练一体化项目”（IGERT项目，后改名为NRT项目）就以跨学科人才培养为中心，旨在围绕有潜力的跨学科研究生组织师资和其他资源，通过多样化的培养途径，建立导师和研究生的跨学科身份认同。当研究关注人才培养的时候，更多使用“跨学科”一词，强调跨学科项目带来的知识发展、学科交叉的灵活性。
国内的提法更多是“学科交叉”“交叉学科”，交叉学科是我国高校学科与学位制度不断发展和成熟的产物。制度供给在我国的学科发展中被看成决定性影响因素，有计划模式下的依赖性，若没有制度赋予学科的人财物资源，学科交叉便失去充分滋生的土壤。因此，学科交叉是嫁接的过程，交叉学科被看作是创生出来容纳这种嫁接作物的“房间”。2020年7月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宣布新增交叉学科为新的学科门类，将其和其他学科门类并列，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学科交叉的制度合法性问题，是我国学科交叉制度性变革的开端”。
交叉学科体现的是学科建设的理念和制度，是外部资源驱动的；跨学科是学科交叉在科研和人才培养上的实现途径，是内生动力驱动的。交叉学科从融合度上来讲介于多学科与跨学科之间，一个学科的某些特征可以被用来研究另一个学科，但并未实现不同学科知识的整合。实现学科交叉的路径还有机制建设、平台建设、成果转化和协同创新等。当研究关注机制建设和资源分配的时候，更多使用“交叉学科”一词，强调建立保障学科交叉的刚性结构，从而进行有效的人财物管理和建设成效评估。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关注的侧重点不同
国内研究关注宏观层面的跨学科政策和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创新，如跨学科研究的资助政策和组织管理机制等问题，尤其是我国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面临的制度环境、组织架构、文化价值等困境，认为其根本成因是对外部力量的依附式自主，提出要实现内生性制度创新。而在人才培养的具体举措方面，国内研究尚处于学习经验和探索阶段。很多学者对国外一流大学尤其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在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设置、组织培养模式、跨学科平台建立、创业教育等方面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黄俊平等以案例的方式展现了国内一流大学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实践。吴伟等总结了三种交叉学科培养研究生的模式，即项目依托型、机构依附型和学科依赖型。徐岚等探讨了提升研究生跨学科能力的三种主要路径。也有学者提出探索复合导师队伍制度、拔尖创新培养模式的跨学科博士生团队、跨学科研究中心与研究项目等学习共同体等培养跨学科人才的建议。近年来又兴起了对交叉学科结构的研究。总的来说，国内学者对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也不够具体化，对交叉学科制度的关注多于对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关注。
与国内研究更加强调制度层面的建设不同，国外学者关注人才培养的具体环节，探索跨学科的课程设置、科研训练、导师指导与博士生社会化、教师专业发展等，提供了各学科丰富的实践案例。而且，国外学者善于建立模型和建构理论，如跨学科学习与合作的概念框架。弗里思（Freeth）等提出由五个维度组成的多维认知空间；米什拉（Mishra）等提出七种跨学科认知工具；瓦内马赫尔（Wannenmacher）发现影响跨学科邻近性的五种距离；布龙斯坦（Bronstein）提出跨学科合作的五个组成部分；博西奥（Bossio）等提出协调社会、学科和结果三方面期望的合作框架。国外的研究还非常重视跨学科能力发展的结果。“研究生教育与科研训练一体化项目”将跨学科核心能力概括为六项；有学者对跨学科领导力及高阶能力，如对批判性思维、探索性（创造性）思维进行研究，认为跨学科学习者应具有容忍模糊性、善于交流、利他性、灵活性、开放性、文化上的谦逊等人格特征；基利（Kiley）等发现影响博士生跨学科能力的三个要素是跨学科环境的设计、沟通交流模式，以及团队成员的素养。总的来说，国外学者关于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几乎没有对交叉学科的研究，因为其学科的概念本来就是弱化的。
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交叉学科发展现状
加强交叉学科建设是推动“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发力点。根据教育部于2022年9月公布的《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名单》，35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有7所大学未备案）共完成了165个交叉学科的备案，涉及12个学科门类，47个一级学科。
（一）自主设置交叉学科的支撑学科门类与一级学科
工学作为支撑学科门类处于核心位置。工学门类是自主设置交叉学科最重要的支撑学科门类，在165个交叉学科中出现了112次，作为支撑学科门类参与了67.88%的交叉学科建设，占比超过2/3（见图1）。其次是理学、管理学、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门类，出现频次分别为78、44、34、26次，占比分别为47.27%、26.67%、20.61%、15.76%。由此可见，交叉学科发展主要倚重理工学科，人文社科（管理学、法学、经济学）也在交叉学科发展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受限于鲜明的学科特色，教育学、艺术学和农学在交叉学科发展中发挥的支撑作用十分有限。理工学科内部的跨学科较常发生，而人文社会学科不仅与之研究对象不同，且研究范式、话语体系也差异过大，因而常常难以进入，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的专业门槛较高，专业术语较多。
图1 自主设置交叉学科的支撑学科门类
支撑一级学科的应用性较强。自主设置交叉学科的支撑一级学科大部分属于工学门类，涉及次数超过20次的一级学科绝大部分属于应用学科，呈现明显的“工程”特色（见图2），包括工学门类下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等一级学科；在由管理学门类下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可授管理学或工学学位）支撑的21个自主设置交叉学科中，仅有6个是和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交叉而成，其余15个均与工学门类下的1—4个一级学科交叉融合。理学门类下的生物学、数学、物理学一级学科能够满足国家创新发展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生物育种等前沿领域的需求，也成为支撑交叉学科发展的重要一级学科。对于人文社科而言，公共管理、法学和哲学是涉及频次相对较多的一级学科。
图2 自主设置交叉学科的支撑一级学科（前25）
威尔逊（Wilson）将哲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称为跨学科中的“使能学科”(enabling disciplines)，当学生（尤其是本科生）没有足够的知识处理更复杂的跨学科概念时，学校须更加谨慎地为其选择适合的跨学科教育。而“使能学科”就是实现跨学科学习所必须掌握的关键学科知识。从交叉学科的支撑一级学科可以看出，工学门类下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理学门类下的生物学和数学、人文社科下的公共管理和哲学是我国高校交叉学科发展的“使能学科”，应当充分发挥其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推动交叉学科孵化建设，提升跨学科研究生培养效果等方面的作用。
(二) 自主设置交叉学科的跨学科分布
统计发现，35所高校备案的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分别需要2—6个一级学科的支撑，大多数（74.55%）跨越2—3个学科门类，3个一级学科交叉的占比最高，为46.06%（见表1）。对165个自主设置交叉学科所涉及的学科门类进行分析，发现有25个仅在工学门类下进行不同一级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2个仅在管理学门类下进行交叉，文学、理学、法学、历史学门类分别有1个交叉学科仅在该学科门类下进行交叉，其余134个交叉学科分别在2—5个学科门类之间进行交叉融合。其中，近半数的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在2个学科门类间进行交叉，伴随着所跨学科门类数量的增加，自主设置交叉学科的数量逐步减少，在5个不同学科门类下交叉融合的仅占2.42%。
我国交叉学科的建设需要跨得更多更远，重视长距离跨学科合作的开展。博尔杰（Bolger）探讨了跨学科距离（interdisciplinary distance）这一概念，认为目前大多数研究只注重学科的跨越，但没有考虑跨越实体之间的关系。他将跨越学科的交叉分为同一学科门类下不同一级学科之间的跨越、短距离跨学科和长距离跨学科三种类型。短距离跨学科是指在自然/应用学科或社会/人文学科各自内部的跨学科，如具备生物学知识的工程师；长距离跨学科是指自然/应用学科、社会/人文学科之间的跨越与交叉，如生态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大量必要的跨学科合作，其中，短距离进行的跨学科合作障碍最小，而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进行的长距离跨学科是学术上最难实现的。但拉律维律（Lariviére）的研究发现，这种长距离跨学科研究往往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主要体现为那些引用跨学科合作论文的文章拥有更高的被引用率，长距离跨学科的合作与研究具有更高的价值。
本研究采用博尔杰的划分方式，对35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自主设置的交叉学科进行类型划分（见表2）。已有研究多关注近缘学科间的广泛学科交叉现象，自主设置交叉学科所跨越的学科门类也以近缘跨门类为主，占全部交叉学科的70%—80%。本研究却发现长距离跨学科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自主设置交叉学科中体现得较为明显。近1/3（51个）的自主设置交叉学科跨越文、理学科门类，全部与人文社科相关，是“新文科”拓展的信号。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不同水平高校在交叉学科的发展路径选择上呈现一定的差异性，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追求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学科交叉发展和人才培养路径，交叉学科更加朝着跨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方向发展。有研究指出，长距离跨学科合作中自然科学交叉能力强，人文社会科学支撑学科单一，这需要“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推动交叉学科建设过程中给予文科以高度关注和政策引导。
三、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学科交叉路径上的实践探索
传统院系首先在拓展学科边界上做出了努力，一些传统院系成立了以问题解决为目标的跨学科中心或研究所。整个学校层面的跨学科平台建设更是实现跨学科的重要路径，通过平台进行跨学科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的尝试，能够为交叉学科提供稳定的发展载体和资源供给，除了满足交叉学科发展在人财物等多方面的需求以外，还体现在对交叉学科发展的学科/专业的支持上。一方面，传统院系能够为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发展提供本学科领域的理论基础，促进交叉学科立足于某一学科并向外突破，实现与其他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更多地体现为短距离跨学科。另一方面，对于需要跨越多个学科门类、实现文理交叉的长距离跨学科而言，超越传统院系的跨学科平台更具优势，能够减少不同院系合作的行政限制，增加跨学科合作的机会，提高合作效率。因此，我们将包括传统院系和独立跨学科平台在内的各种学院系所、中心、研究所等统称为跨学科单位，对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这方面的实践探索进行统计与分析。
（一）作为学科交叉路径的跨学科单位建设情况
本研究以我国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为对象，根据其院系、研究中心、实验室等在官方网站的概况描述，结合其师资配置、研究平台和研究方向的设计，将涉及“跨学科”“多学科”“学科交叉”“交叉融合”的教学科研单位挑选出来。本研究共筛选出216个单位，其中，理工农医类的跨学科单位有147个，人文社科类的跨学科单位有69个。4所高校拥有9个及以上的跨学科单位，其中复旦大学的跨学科单位最多，约半数高校（20所）的跨学科单位数为5—8个，4个及以下的高校共18所（见表3）。
（二）跨学科单位的学科倾向与类型划分
在上述42所高校的跨学科单位中，理工农医类单位开展的探索更多，存在明显的“重理工、轻人文”现象。为更清楚地区分，本研究计算出每所高校的人文社科类与理工农医类跨学科单位的数量之差，再计算出42所高校差值的标准差，以此将高校划分为综合型、重点型与单一型。经计算，标准差为1.89，取2为划分标准，差值大于2为重点型（即该高校在跨学科单位建设中偏向理工农医类/人文社科类），差值小于等于2为综合型（即该高校在跨学科单位建设中平衡发展），只发展人文社科类或理工农医类的高校为单一型。
结果发现，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跨学科单位的建设类型与高校定位相符，综合型有15所，单一型有16所（其中单一理工型14所、单一人文型2所），重点型有11所（其中重点理工型10所、重点人文型1所）（见图3）。
图3 跨学科单位的建设类型
（三）跨学科单位的专业分布
在专业设置上，跨学科单位涉及的学科门类广，以工、理、医为主。216个跨学科单位所跨越的学科门类统计如下（见图4）。工学因其本身的应用性质，是跨学科单位中最经常涉及的，有140个理工农医类单位和34个人文社科类单位在跨学科建设中涉及工学门类。从图中也可以看到，排名靠后的不经常与其他学科门类交叉的6个学科门类分别是历史学、哲学、教育学、农学、艺术学和军事学。本研究共统计出85个一级学科，其中理工医类有56个，占比65.88%。可见，我国的跨学科单位建设更多围绕理工医类学科展开，人文社科的跨学科建设较弱。除军事学门类外，跨学科单位所涉及的学科门类与35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自主设置交叉学科的支撑学科门类基本一致，说明我国跨学科单位建设的实践成果能为交叉学科发展提供专业支持。
图4 跨学科单位涉及的学科门类
图5 跨学科单位涉及的一级学科（前20）
由跨学科单位所涉及的一级学科（前20位）可以看出理工农医类和人文社科类对应的“使能学科”。理工农医类跨学科单位排名前3的所涉一级学科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学和数学，人文社科类跨学科单位排名前3的所涉一级学科是社会学、语言学和工商管理（见图5）。工学在跨学科单位中出现的频次最高，是因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广泛应用，即当前的交叉学科发展迫切需要结合计算机和大数据提高本学科的信息化水平。而数学作为跨学科中排名第3的所涉一级学科，是因为计算机科学研究、人工智能新领域的发展与数学方法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对于人文社科类跨学科单位而言，哲学这个学科门类被涉及的频次并不多，且在具体的人才培养案例中，哲学的相关内容并未在课程建设中直接体现。威尔逊将哲学称为“使能学科”更多是将其作为一种思想和方法论的基础，而在我国实用主义占据上风的情况下，社会学和管理学这种应用性学科更具有与其他学科交叉的可能（其本身已经体现多学科特性），语言学的交叉同样强调应用语言学在其他学科研究中的工具性作用，语言学与计算机语言、人工智能等紧密结合，成为当下研究的热点。
（四）教育学的跨学科单位建设不足
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216个跨学科单位中，与教育学学科门类相关的仅有17个，涉及教育学一级学科的仅有9个，在跨学科单位所涉及的一级学科中排名第25位。与教育学一级学科开展跨学科合作的有公共管理等14个一级学科（见图6）。
图6 与教育学门类跨学科合作的一级学科
首先，公共管理、语言学与教育学一级学科开展的跨学科合作最多，主要体现为公共教育、教育经济与管理、性别教育与管理等。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公共管理学院、厦门大学的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
其次，新兴的与教育学开展跨学科合作的一级学科有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和新闻传播学。前两者涉及教育学学科中的信息化发展，以前沿的信息技术辅助教育学中的人才培养实施、课堂教学变革等。社会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常以教育社会学、语言学研究为媒介。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中心等。生物学、心理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则主要体现为脑科学、认知科学研究。例如，华东师范大学的脑科学与教育创新研究院、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新闻传播学与教育学的跨学科建设以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语言与文化传播项目为例。
最后，初步探索与教育学进行跨学科合作的一级学科有护理学、临床医学、生物医学工程、医学技术、理论经济学和艺术学理论。其中前四者都是教育学与医学领域的交叉融合，从医学的角度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心理障碍、抑郁等问题，或者利用教育学的知识帮助解决医学问题，如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康复学系的言语听觉科学。这部分学科虽与教育学进行跨学科合作，但合作数量较少，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1. 跨学科单位奠定“使能学科”的支撑基础
对比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自主设置交叉学科与跨学科单位，其涉及的支撑一级学科具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自主设置交叉学科涉及频次排名前5的一级学科分别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和应用经济学；跨学科单位涉及次数排名前5的一级学科则分别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学、数学、社会学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可以发现，无论是跨学科单位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实践，还是学科交叉融合与发展，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学这两个一级学科都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今后尤其要注重发挥由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支持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各学科领域的赋能作用。数学、材料科学与工程这两个一级学科在自主设置交叉学科所涉及的一级学科中排名靠前；社会学排在第21位（共75位），同样发挥着较为重要的支撑作用。对比威尔逊所提出的三个“使能学科”——哲学、数学、计算机科学，我国跨学科研究生教育实践中所体现的“使能学科”略有差异，表现为哲学并未扮演其应有的角色，而更多的是充当思想基础的角色，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引领。围绕上述学科开展的跨学科合作及研究生教育实践奠定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学、数学、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一级学科作为“使能学科”的基础，为高校交叉学科发展提供学科支撑。
2. 长距离跨学科成为交叉学科发展的趋势
35所备案了自主设置交叉学科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不仅致力于实现跨越不同一级学科与学科门类之间的交叉融合，而且愈加重视跨越文、理学科门类的交叉学科发展，文理融合的交叉学科占比31%，在跨越学科类型的划分中仅次于理工农医类的短距离跨学科。在此之前，大部分高校通过建立跨学科研究院、跨学科研究中心、跨学科实验室等方式，鼓励和促进不同学科或专业背景（尤其是跨越文理学科门类）的教师个人与团队在新的独立于传统院系的平台上开展跨学科合作，推动跨学科领域问题的研究进展。例如，厦门大学的“一带一路”研究院依托学校的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信息科学、海洋科学等优势学科力量，开展跨学科、跨部门、跨领域、跨地区的学科交叉研究，兼顾学术研究、决策咨询、人才培养、国际交流、舆论引导五大功能。部分跨学科研究院配有研究生招生名额，设置交叉学科专业，配套相应的跨学科课程体系与教学师资队伍，逐步建立起以交叉为特色的跨学科研究生培养体系与制度，如北京大学的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长距离跨学科能够进一步释放交叉学科的发展活力与潜力，促进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系统复杂的研究问题上的学科交叉。
（二）启示：高校跨学科人才培养与交叉学科发展的结合
1. 使命定位：瞄准战略前沿与服务地方经济
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多元的，不一定是学术型人才，也可以是应用型、复合型人才。高校要根据自身定位和使命，明确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向。重大创新需要大力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积极稳妥发展交叉学科，为发展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提供更好的知识基础和智力支持。目标定位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顶尖高校要瞄准国家创新发展需求，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以跨学科研究攻坚“卡脖子”问题，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的有清华大学的未来实验室、复旦大学的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等。在资金支持上，国家投入前瞻综合性的重大科技项目，不仅从科研平台建设出发，并且应当与跨学科人才培养结合起来考虑。例如，在项目经费中设立跨学科研究生专项支持基金，将其作为参与跨学科项目研究生的奖学金、教师开发针对项目主题的跨学科课程的工资、担任跨学科项目指导教师的津贴，以及跨学科项目负责人的项目管理费等，这样才能把跨学科人才培养落到实处，而不是仅仅通过跨学科平台分配额外的博士生招生名额。
目标定位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则更应侧重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发挥学科优势，开展特色化的跨学科人才培养项目。一方面，要突出科研成果的应用性、地方性和特色性，深化产教融合，与企业联合创办跨学科产学研项目，推进成果转化，或设置定制化培养的产教融合班，以企业投资作为跨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资金来源。例如，华东师范大学的崇明生态研究院、四川大学的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山东大学的儒学高等研究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葡萄酒学院和旱区节水农业研究院、新疆大学的纺织与服装学院、厦门大学的“一带一路”研究院和兰州大学的“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等就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要发挥高校所在地区优势，重点解决区域性发展问题。 例如，通过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经济圈的高校联盟，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多校合作，将辐射面拓展到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之外的普通本科高校。广东工业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建立机器人学院，树立了普通本科高校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合作培养地方特需人才的示范榜样。建设特色跨学科研究平台为地方发展提供人才培养基地、技术转化中心，鼓励高校联合研究，这些对改善跨学科项目分布的地域失衡现象有很大帮助。
2. 角色定位：以我为主与为我所用
目前，过分“重理工轻人文”的跨学科建设状况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学科的文理失衡，加速文科发展的理科化。计算机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交叉融合催生了数字人文，数智技术的发展为学科交叉提供广阔的发展前景，而过于强调技术可能使人文学科丧失人文价值，技术论甚嚣尘上让我们担忧“数智革命中的文科‘死’与‘生’”。但几乎每一次人文社会科学周期性困顿之时，同时也是其推陈出新、赓续生命活力之机。因此，文、理学科都需要理解和把握交叉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变革需求，高校要明确文理角色定位，形成“以文为主”“以理为主”和“文理并重”的多种跨学科形式。“以文为主”是指文科在解决人文社会发展问题时利用统计学、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分析等工具与方法，但仍保持原有的学科属性，避免单纯技术化导致失去文科之深邃思想的核心和人文精神的本质。“以理为主”是指理工农医类学科在解决自然科学知识发展和技术应用的过程中，要关照科学伦理，考虑地域、文化、社会群体等方面的特征，借鉴人文社科知识提升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技术的人文关怀。“文理并重”则更强调文理交融，研究的问题是其中任何一个学科都无法单独解决的，文理只是在贡献的知识性质上存在差异，并没有地位上的轻重之分，这是跨学科发展成熟的体现。因此，政府要注重引导交叉学科的发展类型，适当倾斜资源鼓励和支持文工类、文理类、文医类跨学科项目，避免“以理为主”的单一发展类型。
此外，应使“使能学科”在跨学科项目研究与人才培养中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可以借助威尔逊的“使能学科”概念思考发展哪些学科作为文科的“使能学科”。威尔逊提出的文科“使能学科”是哲学，但哲学是价值导向的，参考数学和计算机科学这两个“使能学科”在理工科中分别发挥价值导向的基础性功能和技术导向的工具性功能，文科也需要一个哲学之外的应用导向的“使能学科”。本研究发现社会学的跨学科工具性功能较强，在跨学科单位建设中出现频次最高，社会学的很多理论和方法被运用到其他学科的研究中。教育学目前虽然涉及的跨学科单位和自主设置交叉学科不多，但具有成为“使能学科”的潜质，因其学科开放性、实践性强，完全可以与其他学科在培养专业人才、教育信息化、学科师资培育、课程教学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等问题上产生交集。今后在跨学科项目合作中可考虑融入教育学，教育学学者在推动跨学科融合上应主动作为、负起责任。
3. 功能定位：聚焦跨学科课程体系和研究团队建设
交叉学科为学科交叉提供制度性支持，跨学科的需求是学科之间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英文虽然都是interdisciplinary，但它们在国内语境中其实并非同一范畴的概念。在国家政策文件中更多地表述为交叉学科，偏向制度建设，而跨学科是一种人才培养的组织方式和实施路径，包括设置多学科/跨学科课程、建立跨学科学习社群、组建跨学科科研团队、完善导师组制、参与跨学科/超学科实践活动。国内研究侧重对学科制度建设的研究，国外研究则更关注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具体实践与改革；国内对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研究比较关注本科生层面，国外则比较关注研究生层面；国内的研究较多采用案例经验介绍的方法，国外的研究常采用准实验或行动研究的方法，其方法更客观、切入点微观具体，且善于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建构理论模型，为后续研究提供概念框架的指导。国内研究集中在制度体系建设上，正在向探索人才培养途径的方向发展，课程体系建设成为当前跨学科研究的热点主题，其他一些国外跨学科研究的侧重点，如跨学科科研团队建设、跨学科学生能力发展及其评价等也必然会成为国内未来的研究热点，它们是构建完整的跨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因此，不必把跻身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看作突破单一学科培养模式的唯一路径，可以更多关注高校已经在进行的跨学科平台建设和跨学科人才培养项目；也不应把交叉学科作为一个定格的框架，而应以跨学科研究生教育实践为突破口，推动我国交叉学科实现非定格的动态发展。
文章来源：徐岚,吴杏英.我国跨学科研究生教育实践与交叉学科发展的格局构建——基于对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跨学科单位的分析[J].大学与学科,2023(3):21-40.
